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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减负,越减越重

发布时间:2019-09-25 14:36编辑:教育中心浏览(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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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两会上,“减负”又成了一个关键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不少委员也提出了要为中小学生减负的提案。

    今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

    ■ 社论

    为中小学生“减负”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从中央的政策引导到地方改革方案,但是在现实中,中小学生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增负”,课上”减负“课下“增负”的情况司空见惯,各类的辅导班、冲刺班、奥赛班开的火热就是最好的证明。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样的现实让“减负”难以取得实际上的突破,也正是如此,在今年的两会上,“减负”成了诸多代表委员们重点。

    《通知》一经发布便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立即停办整改”“坚决纠正”“坚决查处”等关键词的高频出现,也让公众对此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行为的专项治理行动给予了更多期待。

    关注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九

    “减负”的本质是减量增质,要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的诸多挑战。在中国,教育的资源在每个地区来看非常不平衡,在城市中,中小学生的负担过重是指各类的兴趣补习班、培训班等等的泛滥。而在乡村,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课上的知识学习上。并且往往面临的学习以外的压力影响。

    今年两会期间,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再度成为热点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明确提出“要化解好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

    期待全国“两会”在减负上形成的话题效应,能促成减负从凝聚共识迈向对策辨析。

    在减负议题上,从教育部门到学校、家长,其实不乏共识:“减负”不只是学校、老师的事,要减的不只是“校内”负担。个别不同声音,实质上仍是在“如何减”上的分歧,而非对“减负”的否定。“减负”困境的根源,在于在教育指挥棒上下工夫,让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健全完善。这也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但是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不平衡又会给“减负”带来新的问题,这也需要一并的解决,不然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

    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共发布了十几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更是多达上百道。然而,现实情况是,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家长的焦虑感更甚,出现了“年年喊减负,月月陷困境”的局面。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减负成为关键词之一。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不少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都聚焦于中小学生减负。

    现在很多学校的减负方法就是早放学,这样又会带来一个后果,学生们下午3点就放学了,但是家长还在上班,他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这样一刀切的方法对于学校来讲是轻松的不少,但是又带来了新的负担,很多学生在学校放学了,但是又去另一个“学校”上学。这样的”减负“只能是越减越“负”。

    那么,如何从根源实现“真减负,减真负”?“治理这些乱象必须正本清源,综合施策。”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表示。

    如柴会恩代表表示,学生减负更要减心理上的“负”,防止“课内减负课外增”现象;张志勇代表提出,“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等;周洪宇代表认为,推迟上学时间非减负治本之策,但治标也有必要,至少能让学生得到更长时间的休息;王欢委员则建议,规范课程设置、深化评价改革,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负”“四则运算”。

    "减负"确实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正因它的复杂性,不能轻易的使用一刀切的方法,要标本兼治。期待今年全国“两会”在减负上形成的话题效应,能够促成“减负”从积极呼吁走向科学实操,让减负问题早日不再是“问题”。

    历年政策

    给中小学生减负,已经“喊”了多年,从中央到地方,既有政策引导,也不乏改革探索。但揆诸现实,这些年很多中小学减负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还有“不减反增”的倾向。也因如此,这才有了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发出的“减负”“最强音”。

    2000年以前,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其政策“靶心”瞄准的主要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2000年后发布的“减负令”,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关于控制考试、控制竞赛次数、教学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性安排的视角,开出了不少“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比如,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

    两会是共商国是的舞台,不少代表委员聚焦减负议题,也说明该问题已成当前社会的重大民生关切,也与教育问题日益受重视的态势吻合。代表委员就此热议、建言,也有助于促成关于减负的社会共识的形成,继而寻找到务实的减负之道。

    这些制度性安排成为此后减负政策的“压舱石”。2004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五坚持五不准”在重申此前政策基础上,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

    在减负议题上,从教育部门到学校、家长,其实不乏共识:减负不只是老师的事,要减的不只是“校内”负担。个别不同声音,实质上仍是在“如何减”上的分歧,而非对减负的否定。可以说,这为促成有效的减负行动,打下了理念基础。

    日趋复杂的社会情境,不仅使中小学减负陷入一边学校减负另一边校外培训机构拼命加码的怪圈,而且客观上导致此前出台的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学校取消的“小升初”考试纷纷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最终换来了校外培训班的持续红火,不但学生的课业负担未减,反而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就当下而言,关键是要把观念上的共识导向行动上的共识,即减负到底应如何减。在这方面,很多代表委员都提供了真知灼见,如主张做好“减负”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包括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乘”)等。

    针对校外文化课补习热等社会新苗头,2013年8月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

    正如他们所说的,减负困境的根源,在于在教育指挥棒上下工夫,让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健全完善。这也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产生校外培训种种无序和违背规律各种乱象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明里暗里的条件要求助推的,真正切断这一关联,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一名重点中学负责人表示。他认为,今年出台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校外培训机构和培训方式,也不是简单地禁止校外培训机构涉足基础教育学科类培训,而是通过提高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依据规范标准该取缔的取缔,该规范完善的规范完善,该限制培训领域的限制培训领域。

    在这根源性症结之下,“越减越负”现象的具体指向和重心也会面临城乡、地域差异:对城市里的中小学生而言,负担过重,或主要指的是课外培训、竞赛以及家庭作业的泛滥;对不少农村学生来说,负担可能更多地来自课堂上的唯成绩导向,及因缺乏有效课外指导而要独自面对学习任务的压力。负担肇因也很复杂:有的地方可能是教育方式和理念整体滞后,有的是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致……

    各方关注

    鉴于此,减负显然当加速治本,并针对具体诱导因素对症施策。光治标而不触动“本”,或许是抽刀断水;而在治本难一蹴而就的现实背景下,针对最直接的征兆施治,如保障孩子的睡眠时间,以“结果”来倒逼行动也挺重要。像“晚10点后不作业”,就是积极尝试。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是第一次。”韩平说,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是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课外负担重正是教育领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一个真实体现。

    减负的本质是“减量+增质”,这问题挺繁复,但越是如此,越是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病急乱投医;既要注重治本,又不能一刀切。也期待全国“两会”在减负上形成的话题效应,能促成减负从凝聚共识迈向对策辨析,从积极呼吁走向科学实操,让减负问题早日不再是“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中小学生课外补习成风话题的讨论引起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在政协小组发言称,现在的孩子要上“两个学校”,一个是传统的学校,一个是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如此盛行,实在“不太正常”。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现有中小学生1.8亿,中小学课外辅导学生超过1.37亿人次,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

    校外培训机构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无资质办学,出现“奥数班”等超纲教学,与升学挂钩的“占坑班”,还有教师队伍管理混乱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的提案就是关注校外培训乱象,他认为现在到了“必须规范”的时候。

    “出现一些‘疯狂的培训’与各种培训机构的‘忽悠’也有很大关系。”韩平提出,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对社会上这种培训机构进行规范管理。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非常复杂,在国际上也是个难题,不但涉及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还涉及家长的教育观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以及部分学生的选择性、补充性需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2017年,教育部将其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开展了专项调研,并列入2018年“奋进之笔”重点工作任务。本着“标本兼治、内外联动、堵疏结合、积极稳妥”的基本思路,分两步走,先开展集中专项治理,遏制住当前校外培训机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再研究制定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解决问题,建章立制,平稳有序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和谐稳定,提供满足家长和学生需求的选择性、补充性服务。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专项治理行动是全面治理的开端,重在治标,瞄准治本。与专项治理同步,我们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促进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意见,就设置标准、审批登记、培训内容、日常监管等作出明确规定,部署各地结合实际,加快构建良好教育培训秩序。”吕玉刚说。

    综合治理

    继《通知》出台后,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对未经批准、违规举办的此类活动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决查处一些“山寨社团”“离岸社团”举办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国际”“全球”“大中华”赛事。全面清理、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

    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类竞赛的清理和规范管理,可谓是切中了要害,抓到了源头,“这是回应民生关切,落实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破解中小学课外负担重、‘择校热’等基础教育热点问题的正本清源之举,必将在全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韩平说。

    “校外培训并非‘洪水猛兽’,不该完全禁止,它的存在对青少年的个性化成长和全面发展也确实有学校以外的补充作用。”韩平建议,在对课外班进行规范监管的同时,学校和家长也不要只关注分数,“孩子有一些对体育、艺术的兴趣和爱好,会受益终身”。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既需要管好学校,也需要对那些培训机构各种“科技减负”“素质”教育的新花样,进行严格监督。“我们将认真落实属地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督导考核,强力推进落实,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书写新时代教育的奋进之笔。”韩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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